人們爲什麼不敢講真話

人們爲什麼不敢講真話，所有人都喜歡聽好聽的話，有的人不說真話或許是出於保護他人的心態，而也有可能是爲了保護自己，下面大家就跟隨小編一起來看看人們爲什麼不敢講真話的相關內容吧，希望對大家能有所幫助。

人們爲什麼不敢講真話1

領導不愛聽

好話誰都愛聽，這是人的天性。有些領導就喜歡別人說自己好，贊同自己，認同自己的觀點，這其實是人之常情。但某些領導的天性未免太過於強烈了些，本身是問題都能自圓其說的話十分愛聽，有些領導聽不進去別人說自己不好，說自己的單位不好，說自己認爲對的不好，聽不進去不同意見，儘管別人說的是實話，說的有理有據，無奈本性使然，一聽真話覺得是別人亂挑刺兒，認爲別人水平低、層次低，有時甚至火冒三丈，必須把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加於下級，絲毫受不了一點侵犯，因此導致大家不敢說實話，不敢提意見，不敢講真話，領導牙上有個菜葉子，下級都不敢提醒。

這樣的領導大量培養了不講原則、投其所好、阿諛奉承、拍馬溜鬚的下級，爲當好領導“合格的下級”，這些人把大量精力放在揣摩領導意圖、察言觀色、哄領導開心、博領導滿意上，毫不顧忌原則和底線，迴避問題和矛盾，說假話、大話、空話絲毫沒有臉紅

還不如不說

下級“斗膽”說了點真話，有的領導還能耐心的聽，但過後一點反應也沒有，時間一長，官兵心灰意冷，最後也就懶得再提什麼意見。其實在這裏還想加一句，有些問題的確不是某幾個層級的領導就能解決問題，更多需要更高級別的領導來決定。但如何把本意層層反映到高層去，這又是一門學問了。

以上還算不錯的情況，某部接受新任務，首長機關按慣例聽取基層需要協調解決的問題，一名主官向機關反映連隊缺牀板，某首長聽罷直接說：“那就住帳篷。”會後所有人都在嘀咕，以後誰還敢講真話？某領導下基層蹲點，連隊向其反映單位一名士官因婚戀受挫，工作上受到影響。誰知這名領導直接將其列爲“重點人”，逢會必講。講真話“挨批”，搞不好還會“捱打”，那誰還願意說真話呢？

怕遭到報復

牧師馬丁尼莫拉說過：“起初他們追殺共產黨人，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共產黨人；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猶太人……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爲我說話。”很多人信奉只要不涉及自己的利益，絕不說他人不好。有的說了實話、講了真話，揭了他人的短，尤其是領導的短後，被穿小鞋、打擊報復、被排斥排擠的大有人在。因此有的官兵迫於領導壓力和生存，說了違心話。

就算有些情況不得不批評，也是顧左右而言他，講虛不講實，甚至把問題變成表揚。因此造成了部隊裏大量充斥着講關係不講原則、看面子不看真理、對上級說恭維話、對同事說客氣話、對下級說讚揚話、對問題說含糊話的人。部隊經常搞調查問卷，問的問題都簡單易懂，但只要去參加問卷的，之前有多少沒有被單位領導“千叮嚀萬囑咐”的？參加答卷的有幾個敢寫實話的？有多少敢於把實情如實向上反映的？雖然部隊內部紀律檢查工作逐步走向正規，但部分同志還是對組織不信任，對保密性缺乏足夠的信心，以至於有什麼想說的硬生生給憋回去。

環境就這樣

時間一長，“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環境蔚然成風。“民主生活會”純屬走個過場，要求“臉紅脖子粗”，又能“紅”“粗”多長時間呢？有的幹部戰士在看到單位領導給上級彙報虛假的成績，卻得到上級首長的認可表揚。他們雖然背後對這種現象是相當唾棄，但在近墨者黑的環境下，受其影響也變得油嘴滑舌。認爲幹工作沒必要認真紮實，有張能說會道的嘴比什麼都強。有的剛做了一點事或打算做一點事，就四處張揚。有的上級在工作上採取哄蒙誘騙的方式，下級對上級產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在這種環境下根本無法形成說真話聽真話的良好風氣。

二戰時希特勒的火爆脾氣讓手下的參謀軍官無一人敢與之報告失利消息，而與之相反的丘吉爾，專門設立了一個部門，向他只彙報壞消息，兩耳兼聽的人怎麼可能打不過一個只有一個耳朵的人呢？《古文輯要》載：裴矩在隋朝做官時，阿諛奉承，溜鬚拍馬，想方設法討好隋煬帝，可到了唐朝，他卻一反常態，經常對朝政發表不同意見，有時甚至敢於當面跟唐太宗爭論，成了忠直敢諫的諍臣。司馬光曾感慨道：“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吐真言是人之本能，講假話則是生存所迫。敢不敢講真話、願不願講真話則取決於施加壓迫的外部條件。領導願意聽，真話自然就有了市場，民意就暢通了。

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讓人講真話，天塌不下來，自己也跨不了臺。” 現如今，敢說真話，敢說實話，已經上升爲有血性的表現。軍隊是要打仗的，來不得半點虛假，否則就是拿同志們的生命當兒戲。培養說真話，講真話的風氣，就是在培養戰鬥力，就是在維護清風正氣。作爲領導，尤其是想幹出事業的領導，一定要培養部屬講真話的能力，鼓勵部屬講真話的勇氣。讓周圍少點“馬屁精”，別自己犯了錯誤還不自知。如果一個領導周圍越多性格直率，敢講真話的人，他獲得的成就也就越多，乾的事業也就越偉大！

人們爲什麼不敢講真話2

事實上，沒有一個人願意生活在一個謊言國裏。

人之初時，我們原本只會說真話，真誠本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動物本性。

可是一旦我們開始在社會染缸裏浸染，我們都開始說謊話了，上到統計數據、官員政績，下到鄰里街坊、父子兄弟，整個都是謊話連篇。大貪官無時無刻不在高談反腐倡廉，官員對百姓許願時他們自己都不信會有實現的一天，明明污染得不行偏要說是管道維修，明明貧富差距已經突破合理限度偏要說社會公平。

社會對真話的定向打擊是顯規則，講真話將面臨的代價都是想得到的，而那些說真話的人遭遇的悲慘也都是看得見的'；社會對謊言的熱情鼓勵是潛規則，雖不能公開聽到鼓勵說假話的言辭，但是人們能從謊言得到的掌聲裏聽見，也能從謊言得到的獎賞裏看見。正因爲如此，我們對保護舉報人的文件政策不敢相信，對整死你的高官誑語卻不得不信；權貴要求的僞證我們不得不做，微小的良心只能拿去喂狗。

敢於說真話常被作爲美德拿來教育國民，這印證了真話在我們時代的極度稀缺，和假話在我們時代的極度氾濫。可僅僅一個敢於實在是太沉重了，因爲緊跟敢於的將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打擊報復，是生存的痛苦，乃至生命的威脅。選擇真話也就選擇了苦難個人不顧小我之悲用良知支撐起的真話空間是非常有限而且脆弱的。因此，敢於說真話在成爲一種國民素質要求之前，更重要的是成爲一種機制的保護。

驅除謊言，必須從保護真話開始。讓說真話的人生活得幸福，本身就是對假話發生的一種遏制。而意圖保護所有的真話，首先又應該從保護引起廣泛關注的真話開始。只有政府和社會能夠保護好一個又一個的李文娟和祁利剛們，真話再生的朝霞纔會在東方的天空出現。